廖娟：殘疾人就業是“雙向奔赴”，雇主應加強接納殘疾人的意識

廖娟認為，殘疾人就業是一場“雙向奔赴”，除了培訓殘疾人，提升殘疾人的就業能力外，對雇主進行有針對性的培訓，讓他們增強接納殘疾人的意識，學會與殘疾人相處和融合，進一步提升、落實自身的社會責任。

根據中國殘疾人聯合會2021年殘疾人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全國城鄉持證殘疾人就業人數為881.6萬人，其中按比例就業81.8萬人，集中就業26.8萬人，個體就業63.5萬人，公益性崗位就業14.8萬人，輔助性就業14.3萬人，靈活就業（含社區、居家就業）250.3萬人，從事農業種養430.1萬人。

殘疾人就業專家、首都師范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廖娟認為，就業是殘疾人融入社會的一項重要途徑，也是他們實現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的重要手段。盡管數據顯示有更多殘疾人走上就業崗位，但現實中，殘疾人求職的難度依然很大。

廖娟認為，殘疾人就業是一場“雙向奔赴”，除了培訓殘疾人，提升殘疾人的就業能力外，對雇主進行有針對性的培訓，讓他們增強接納殘疾人的意識，學會與殘疾人相處和融合，進一步提升、落實自身的社會責任。?

殘疾人就業專家、首都師范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廖娟。受訪者供圖

以下是新京報記者和廖娟的對話。

就業類型越來越多，政策制度保障不可缺

新京報：從你的調研結果來看，近些年殘疾人就業的趨勢是什么樣的？

廖娟：數據上看，能走出家門，走上就業崗位的殘疾人人數肯定是增多了。另外最明顯的特征是殘疾人就業的類型也越來越多，這與我們整個社會工作的多元化密切相關，特別是互聯網普及、數字經濟發展讓很多殘疾人實現了靈活就業。比如說直播帶貨、電商客服，一些技術手段給殘疾人賦能，補償了他們身體上的不足，從不同的渠道實現就業，應該是未來發展的方向。

但另外一個現狀是，殘疾人群體中實現就業的殘疾人大部分所做的工作還是比較低層次的，真正懂技術的、能獲得較高職位的殘疾人是少數。

新京報：是不是企業已經越來越多接收殘疾員工？你調研中有哪些體會？

廖娟：我一個很深的感觸是，能夠主動安排殘疾人的企業，部分老板個人可能就有殘疾情況，或者他在自己生活的環境里，與殘疾人打過交道。因此對殘疾人有了解，也懂得如何跟他們相處，甚至有些企業，會根據殘疾人的特點來調整崗位設置，還有的企業能夠充分發揮殘疾人的長處。?

我曾經去過貴州一個縣里生產吉他的廠家，他們雇傭了聽障員工負責外包裝，操作機器打包。老板說之前請的普通人并不如聽障員工做得好，聽障人做事專注，效率更高。也有些專門開發為殘疾人提供服務軟件的公司，自然給殘疾人提供了更多就業機會，這對企業來說也是進行產品優化的最好方式，讓本身就是目標用戶的殘疾人來根據他們的需要設計軟件，實現了雇主和殘疾人的“雙贏”。

說殘疾人就業，其實更具體的就是在說怎么能幫助殘疾人找到適合他們的勞動崗位，讓更多雇主接收殘疾人。盡管現在這么做的單位越來越多，但整體上看，還是有部分單位對殘疾人存在偏見和歧視。

新京報：這種偏見和歧視的產生的原因是什么？

廖娟：最主要的是社會責任意識不強，對殘疾人不了解，用人單位會認為殘疾人管理成本高。多數殘疾人受教育程度不高，對于職業道德、社會規則的遵循意識較弱，對于企業來說，在生產環節，這些都是制約因素。尤其小型企業，哪怕是生產型企業雇傭殘疾人，老板也會有各種擔憂，進而影響企業的發展。

此外，殘疾人的加入，對企業來說是增加成本的，比如無障礙設施的改造，生產線的適應性調整，以方便殘疾人操作。有部分單位不愿意投入這個成本，從生產角度講這樣得不償失。

因此，這就需要從制度和法律層面給予殘疾人就業提供保障，所以國家有制定殘疾人按比例就業的政策，讓用人單位雇傭殘疾員工以實現企業的社會責任。

用人單位也要參與培訓，提升殘障意識

新京報：按比例就業具體是什么意思？

廖娟：國家規定，用人單位都應該按照本企業職工總數1.5%的比例去雇傭殘疾人。有些小微企業規模在30人以下的沒條件雇傭，這部分企業就免除在按比例就業之外。如果法律規定范圍之內的單位，沒有按照這個比例來雇傭殘疾人，那么這家單位就需要繳納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國家制定這個政策的初衷并不是為了征收殘保金，而是為了督促企業承擔雇傭殘疾人的社會責任。殘保金征收的總額越少，越能證明這個政策的成功，而不是相反。?

但現在社會上有部分單位，錯誤地把殘保金當成雇傭殘疾人的替代政策，覺得雇傭一個殘疾人，還得給他提供輔助性設施，單位還可能承擔風險，就寧愿交錢。這違背了國家設置殘保金來保障殘疾人就業的初衷。事實上，只要按照國家政策要求雇傭殘疾人，用人單位是不用繳納殘保金的，超比例雇傭還可以獲得獎勵。

我曾多次倡議，建議我們國家對按比例就業進行適度調整。

新京報：建議的具體內容是什么？

廖娟：我認為公共部門首先要去做表率，如果條件允許，其雇傭比例應高于私營企業雇傭殘疾人1.5%的這個門檻，增加殘疾人崗位設置。

發達國家也有按比例就業的政策，會對一些特殊企業有更高要求。比如美國的政策規定：跟政府有合作的項目，或者承接政府項目，要求企業雇傭殘疾人的比例甚至達到7%，以此來督促企業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我覺得我們在這方面可以更靈活。?

新京報：還有哪些提升殘疾人社會就業的手段？

廖娟：現有的殘疾人就業培訓當中，主要是針對殘疾人本身的職業技能培訓。今年2月中國殘聯、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五部門印發《“十四五”殘疾人職業技能提升計劃》，又一次從上到下對這項工作進行敦促。而且就目前我們所做的來看，培訓不僅是殘聯在做，用人單位也在做，符合市場要求，一家單位有了經驗，推廣到其他單位，在崗位上實現活學活用。

除此之外我覺得針對單位的培訓也很重要。

首先就是對他們進行殘障意識的提升教育，增強社會責任意識，切實告訴他們，殘疾人可以做什么，怎么去在企業中接納這樣一個特殊員工，需要做好哪些準備。就業是一個雙向選擇的事情，有的企業也許是愿意承擔這個社會責任的，但不會操作，反而沒法讓殘疾員工干得舒適，我覺得人社部下面的就業培訓機構就可以承擔相關的培訓任務。強制性地讓雇主來接受培訓，也許操作起來有難度，但至少要求用人單位的人力資源部門負責人來參與。

平等、多元的社會意識從孩子時期培養

新京報：現實中，有些殘疾人因為殘疾程度深、年紀大等原因，難以勝任一般工作，如何解決他們的問題？

廖娟：這一部分殘疾人確實需要政府社會保障的兜底，在此基礎上參加一些輔助性就業機構的勞動，多與人接觸，參與社會事務。

例如溫馨家園、社工機構以及工療站、農療站這樣的機構，會聯系愛心企業接一些難度低，比如插花、包裝這樣的手工活，然后給沒辦法在普通勞動力市場就業的這些重度的或者心智障礙者去做。

我調研中了解到，廣東有做得不錯的農療站，類似于集體農場，會生產豆芽等一些農產品，然后通過超市的渠道出售。這類型機構不是一個純粹的勞動場所，還有著康復和社交功能，如果能夠接觸更多的人，其實也減輕了他們家庭成員的負擔。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所以這樣的機構需要一直存在。有些殘疾人在這個過程中康復效果好，也許未來也可以進入正規的勞動力市場。

但是他們存在的問題是，收入會比較低，訂單不穩定。我覺得國家可以在這方面進一步扶持，幫助他們形成自己品牌，研發一些特色產品，再去把銷售渠道打開。

新京報：對于普通民眾來說，如何去看待身邊的殘疾同事？

廖娟：還是需要從教育做起，現在講的融合教育，不僅僅是讓殘障孩子可以接受普通教育，更重要的是讓普通孩子能夠理解殘障孩子，意識到殘疾孩子的特殊性，世界的多元化，平等看待這樣的差異。

成年人的殘障意識培養需要依靠媒體多宣傳。我們經常會看到街上的盲道被車輛無故占用，就是因為很多人這方面的意識沒有被喚醒。先打破無知的壁壘，人們才有可能用平常心對待身邊的殘疾人。